张文宏：我们要为全球性的“新常态”风险做好准备

原标题：张文宏：我们要为全球性的“新常态”风险做好准备

何为新常态？

“新常态”当然是针对“旧常态”而言。旧常态乃是疫情来临前的世界。按照美国抗疫专家福奇的说法是“疫苗来临之后，我们很难回到疫情来临前的那个世界了”。

那如果非要回去呢？就是疫情没有得到完全控制，我们也要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呢？那自然就是“新常态”了。在国外，“新常态”就是伴随着每日有新增病例，但我照样开工、复学、复市。对我国而言，就是全面恢复经济、学校、开放公共场所，但又不得不面对输入性疫情的风险以及相应的极大的防控压力。

哪些国家强行展开“新常态”了？

全球疫情目前未被完全控制，欧洲刚刚看到新增病例降低的曙光，美国新增病例尚在高位徘徊，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南亚印度、南美巴西以及非洲各国，疫情的峰值还迟迟未见，仍处于持续爬高期。

东亚风景独好，但气氛却更为紧张。东亚各国如中国、韩国等国家继续严防死守。

欧洲普遍接受“带病上岗”，我们也看到意大利、美国部分州县每天仍有上百甚至上千病例的前提下，积极开始复工。

为何之前疫情控制好的国家气氛紧张，如新加坡在出现劳工营疫情暴发后随即关闭学校，而欧洲在疫情尚未完全被管控之际却开始复学？究竟什么是常态化疫情？

常态化疫情下，为何大家的解读和举措会如此截然不同？疫情未被完全管控前开放社会又是否会存在一些风险呢？

欧美带病重启面临的风险和管控策略分析

那么，欧美一些国家，在每天仍有上百甚至上千新发病例的情况下，一旦复工复产，又会有什么风险呢？

对于已经确诊病例破百万且每天新增病例都仍有2万+的美国，一些州，如得州、佐治亚州等却已宣布部分复工计划。意大利在仍有1000+新增病例的情况下，也于5月4日开始了部分复工，正式进入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第二阶段。其背后的原因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卫生医疗体系等众多因素。复工举措下，随之带来的第一个风险，就是可能的疫情二次暴发和对于民众健康的威胁，紧随其后的就是医疗系统可能再次面临的巨大压力。

欧美国家的防疫专家是如何管控复工举措后的反弹风险和医疗系统面临的崩塌风险呢？

笔者在今年3月份曾召开一次国际多学科抗疫论坛，德国病毒学家陆蒙吉教授比较清晰地介绍了德国的抗疫方略。这样的公共卫生应对方略并非临时拼凑而成，而是在疫情来临之前已经有的应对方案。总体目标是把疫情控制在“医疗体系可控范围内”，避免造成医疗挤兑和过高病死率。

欧美国家这种策略可以被称为“锤子和舞蹈（Hammer and Dance）联合适应性触发策略”的防控模型。通俗来讲，就是疫情暴发时候采取积极措施，包括封城封市等限制社交距离的“猛击”方法，达到阻遏疫情，将疫情高峰控制在医疗体系可以承担的范围内。一旦疫情被阻遏，病死率逐渐降至可以被接受范围内，那么社会将逐步放开，又逐渐恢复“跳舞”的阶段。

美国人Tomas Pueyo首先提出了“锤子和舞蹈”这个命名，但适应性触发策略概念源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即在疫情暴发期首先采取类似锤子样的严厉的压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居家令、严厉的社交隔离等。而随着疫情的好转，如果该地区疫情短时间内不能完全消灭，则可以设定某些特定指标作为阈值触发点。这些特定的指标主要是新增病例数，重症住院病例数和当地可以容纳的床位数，如果重症出院人数超过重症入院人数，社会就可以逐渐开始开放。也就是说若这些变量降至某个阈值，政府则会放松部分的防疫措施，而如果该变量再次升至这个阈值，达到触发点，也就是说超过一定的发病上升速度，当地的医疗能力不再能够承受，并且病死率有可能会出现大幅度上升，那么必须立即进一步提高防疫措施的严厉程度（这个阈值大多与当地医疗能力极限相关）。这样，整个地区的疫情就可以在初期的严控后，呈现一种类似于“舞蹈”的波动感，一直维持在一个当地医疗卫生资源最大负载的范围内。

“带病重启”将延长全球消除疫情的时间节点

本次疫情的管控，全球采取的措施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即强调社交距离，不同的是各国措施采取的时机及执行力度，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所有的措施，包括居家令、关闭公共场所、戴口罩等，都是为了减少人与人的密切接触机会。做得越早、越彻底、越坚决，效果越好，如中国。但如果执行打折扣，或者不愿意付出经济上和个人出行自由上的代价，那么若是碰到像新冠这样难缠的病毒，则在短期内就难以彻底获得抗疫的胜利。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这些仍有较多每日新增病例的地区开始全面复工之后，说明当地政府已经决定采取“锤子和舞蹈”的策略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本地疫情的可能性已经没有，后面必定会面临疫情的二次上升，唯一能做的是管控上升的幅度，仍然维持一定的社交管控，防治疫情出现再度“暴发”，也就是采取疫情有“反复”但不构成“暴发”的策略。

这样看来，夏天结束疫情的可能性是真没有了。

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何时可以消除？

在新冠肺炎疫情目前持续呈现全球化多国聚集性暴发的态势下，欧美一些国家事实上进入了“新常态”。欧洲一些国家开始接受公共场所戴口罩，回归工作。社会开始全面复工复产。此时会出现病例数的增加和重症病例的攀升。

但是另一方面，各国都极大地提高了检测能力，大批的轻症与无症状患者会被检测出来，同时处于高危状态的老年人会采取降低社交密度的方法，双管齐下，欧美的病死率会进一步下降。当病死率低于常规流感季的病死率的时候，全球可能会走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同时也就意味着势必要在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进行交流，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会逐渐开放边境。

随着欧美的疫情逐渐得到管控，维持在低水平的延续之际，南美、南亚以及俄罗斯逐渐也会从严厉管控的措施中走出，由于难以达到中国与韩国等国家接近于完全管控的水平，将可能不得不追随欧美进入一个低水平与疫情同在的“新常态”之中。

当各国的疫情均降低至可控的低水平但未完全消除病毒的阶段之际，世界将会逐渐重新开放，一旦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疫情的管控程度取消国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时候，则预示着全球同步进入“新常态”。

全球“新常态”对中国的影响和对策

如果在三个月或者半年之后，全球进入“新常态”，国际卫生组织不再延续“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之际，疫情控制良好的国家，包括中国，将面临重启的口岸输入压力，口岸输入人群将数十倍于今天的输入量。此时，我们的“新常态”可能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3~6个月的应对期。我们要为全球性的“新常态”做好准备。

此时，国内多个区域偶尔出现散发的病例，甚至小范围的成簇传播都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只要一个区域的社区散发病例不多，且大部分可以快速诊断、溯源，密接者可以得到迅速隔离，那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社区传播还处于较好的控制中。这其中，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韩国等地目前都已经处于这个阶段。

亚洲多个地区和国家在这次的疫情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早期采取了及时、强力的防控措施，使得疫情最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区暴发，因此目前仍能通过防控、筛查等方法，控制疫情传播在一个较低的数量级。而在疫情高峰期得到控制后，虽然每天仍有少量病例，但通过完善的检测体系、流行病学溯源、输入病例防控和持续的社交隔离等措施，各地区就可以在复工复产的背景下较长时间地维持每日少量病例的情况，而不会造成进一步的社区二次大暴发。

可以说，对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老百姓，只要我们继续注重社交隔离措施，配合政府的相关防疫政策，就算有零星散发的病例，疫情再次大暴发的风险也是较低的。

因此，对于我们国家，当我们在早期通过举国之力彻底控制住疫情后，如何在复工复产的背景下较长时间地维持每日零病例或少量可溯源的病例，进而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社区二次暴发，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也是中国在常态化下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在我国，多项举措已经开展和实施。

中国针对“新常态”的战略储备

这个五一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亲临上海购物节，全国多个省份一把手亲自“带货”，全国积极展开“消费节复工复产复学复游复消费”活动，国家经济社会和生活都在快速“复常态”行动。

“复常态”易，保持“新常态”难。

特别是全球的“新常态”下，我们如何保持对疫情的完美管控，不出现较大规模的社区传播，不影响常态化的生活，对我们国内的疫情后时代的公共卫生体系提出了极大的考验。此时，东亚各国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是一个起跑线，欧美各国是一条起跑线，而南亚与南美以及非洲等疫情后发国家又是一条起跑线，全球性的疫情管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新冠病毒将极大地颠覆大家对于传染病的认知，甚至影响各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能否打赢这场“新常态”抗疫战，已经关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的未来版图了。

疫情防控要进入常态化，中国未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如何布局？全国各地也纷纷推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目标，为中国应对全球性的“新常态”提供了方案，这个方案在未来的1到2年内将面临全球性疫情的考验。

全国各个城市应根据当地情况，建设完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并不断进行强化。在“新常态”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捕捉病例网络体系，发现病例后有强大的病例追踪体系，出现局部性的暴发后有完善的紧急救治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科学搭建防控体系，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分区域、分等级评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实现应急工作精准高效，减少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

同时，科学防控对科技储备能力和科技攻关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未来中国在诊断、药物、疫苗、基础研究、临床整合救治等方面均需要再上一个台阶，为可能发生的二次疫情暴发做好充分的技术储备。

如果前一阶段我们赢得了一场疫情阻击战，是依靠中国政府的巨大决心、广大医务人员的奋战、广大基层工作人员的奉献、广大民众的配合与理解，那么这场“新常态”抗疫战比拼的则是国家的韧性与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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